若是哪天有人来敲你的门

  

    今年4月,法国《读书》杂志对凯尔泰斯进行了采访，这则访谈给了我很多启发。
    
    《读书》:您为什么会在《无命运的人生》出版30年后,亲自将它改编成电影?
    凯尔泰斯:我曾经反对过任何形式的改编。但随着情况的改变,我意识到,我的小说不再属于我个人,我不可能再阻止电影制作者将它搬上银幕。但我看过一个脚本,改编者完全没有理解我的小说的内核,在编者的笔下,主人公变成了一个阔绰的纽约小提琴家,有一天他重新踏上布达佩斯的土地,于是记忆闪回50年前那段经历。我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剧本。后来,我和导演成了朋友,他提出由我自己来改编。他理解了我,他知道了《无命运的人生》的核心是:故事中的时间归谁所有?时间不属于我的主人公而属于刽子手。但另一方面,我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就是电影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一本书的力量在于它的语言。我花了15年才完成《无命运的人生》,这主要不是因为书中所描述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在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而是因为我需要找到一种特殊的叙述时态。语言在我们和真实事件之间有一种距离感,而对我来说,这种距离感是讲述这个故事必不可少的条件。电影则相反,每一个画面,每一种色调,都被影像和音乐有血有肉地展现出来了,我担心这会歪曲我的小说。
    后来我决定接受这项工作:在尝试新的体裁的同时,不破坏已经依靠语言建立起来的时间概念。以我的文本为基础,来做一般电影能做的,但又和一般电影不同的事情。我想在“人性的丧失”这一主题上做文章:电影展现的是,一个14岁的孩子在集中营里,怎样一点点地失去了他正在形成的人格。我在写作剧本的过程中,更多想起的是这部小说本身,而不是我的亲身经历。
   
    《读书》:为什么?
    凯尔泰斯:一个作家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与不写作的人是不同的。现实和作家的关系就像一个消化的过程:我吸收了一块现实材料,然后把它转化,比如说,转化成《无命运的人生》。这本小说出版后,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时常想起集中营生活了:它已经变成了我的主人公的经历。所以,改编剧本也一样:30年后重写剧本时,我自己身上也发生了变化。从此,现实生活和小说的真实性合二为一,在我眼中这就是我生活的惟一轨迹。不过写剧本对我个人的震动和写小说时完全不同,前者要容易得多。因为我是带着纯粹职业的态度来完成这项工作的,灵魂没有介入其中。我尝试的是将小说中关于人性本质的诘问和深刻的意义转化到电影中去。但是我碰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在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之后,去写一部电影。
    《浩劫》向我们提出的是有关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它是一部杰作,在纪录片史上是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片中贯穿着一条潜规则:它没有直接展示任何一个集中营,一刻也没有。在《浩劫》之后,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在电影里展示集中营的景象?我不想拍成一部讲述大屠杀本身的电影。因此我让电影忠实我的小说,也就是说,它描述的是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穿越集中营生活的心灵历程。之前也有人拍过这类题材,比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但在我看来拍得很糟,因为它想直接展现大屠杀。相反,我很看重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但贝尼尼属于没有亲身经历过大屠杀的新一代人。而我属于幸存者中的最后一代,十四五岁就被关进集中营的一代人。我想讲述在集中营中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读书》:但是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上映时也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很多人都对片中人物天真的苦中作乐感到震惊,认为它远离通常意义上的集中营现实。不过,贝尼尼的视角的确和您相近,尤其是您在集中营生活过,了解集中营的现实……
    凯尔泰斯:对,这场争论在德国和匈牙利也激起过很大的波澜。当时我就这部电影写了一篇长文《奥斯威辛属于谁?》。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有权用幽默的童话形式讲述历史上的大屠杀吗?可以,完全可以!在集中营的日常生活中,“游戏”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影片的最后一幕,当剧中人说“我们赢了”的时候,人们都能感觉到,其实“赢”的背后是一场失败。把劫后余生看作胜利是绝对荒唐的,如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所展现的就是那样。
   
    《读书》:您为什么认为从集中营幸存下来不是一种胜利?
    凯尔泰斯:集中营没有幸存者。我们都是集中营永久的囚徒。一个人要想活着离开集中营就必须穿过地狱,但人一旦走进地狱就被玷污了!只有死者才能保全真正的清白。所以我说,斯皮尔伯格把集中营幸存者表现为胜利者,这种历史观把问题简单化了。集中营里不可能指望任何形式的胜利。而在贝尼尼的片子中,说出“我们赢了”这句话的,是长大成人后的孩子,他已经明白,自己在集中营中输掉了一切。
   
    《读书》:有时候,人们很难接受您对集中营的思考。您所说的“集中营并不是地狱”究竟指什么,难道在集中营里也存在某种形式的幸福?
    凯尔泰斯:这是大屠杀神话中的一个悖论。当小说叙述者谈起“幸福”的时候,读者根本无法想像,这是一种他所无法理解的幸福。但是集中营里确实存在某种形式的幸福:当我们感受到一缕阳光的温暖,当一轮绚丽的朝阳升起在集中营的上空……这是一种植物性的幸福:能获准平躺下来,不被殴打;能获准吃饭,不感到饥饿难耐,蓦然回忆起过去家里一个温馨的日子……每当集中营,这个旨在摧毁个体生命的机器出现短暂运转故障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幸福”。而且,当我极度紧张,感到死亡比生命更加迫近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这时候,你会忘记周围的一切,包括党卫军士兵。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和死亡,面对面相视而立。事实就是这样。这一刻恐惧与幸福并存。但这种幸福比任何不幸都更恐怖。我所有的小说中,每一章节都想揭示这个问题。很可能,宣称在集中营里幸福依然存在,比面面俱到地展示整个集中营的恐怖更为残忍。“幸福”这个字眼,在所有的关于集中营的问题中都挥之不去。想厘清这种“幸福”,电影比纪录片更合适:看纪录片时,如果镜头过于残忍,我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而在电影里,我们会将自己和主人公的命运重叠在一起,这样我们会更自然地沉浸到情节中去。导演拉约什·科尔塔也希望尽量还原真实的场景:他在匈牙利重建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保留了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而且丝毫没有掩饰集中营生活残酷的本质。于是,这种幸福感中的荒诞就更加凸现出来了。这种“幸福感”还可以防止我们陷入《辛德勒的名单》式的流俗的伤感。但必须时刻注意,小说中的一些词语和正常生活中的语义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所谓“幸存”,的确,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幸存者们在一片光明中走向他们所谓的未来。事后重新想像集中营生活时,这样的场面可能很动人,但是当我们知道为了活着走出集中营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时,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读书》:小说中的男孩柯韦什就是您吗?或者换句话说,《无命运的人生》是不是自传体小说?
    凯尔泰斯:匈牙利语中,柯韦什意为“性格酷似顽石的人”。是的,他当然就是我,我是一个柯韦什……一块石头。但我不是小说里的男孩,也不是电影里的。
   
    《读书》:但是您刚才说了,电影和小说不同,小说和您在奥斯威辛的生活也不同。那么谁能了解您在奥斯威辛的真实经历呢,如果您的全部创作并没有再现真实?
    凯尔泰斯:谁也不能。
   
    《读书》:为什么?
    凯尔泰斯:因为语言。从本质上来说,语言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我们不可能超越这种局限。即使有人真想说清奥斯威辛发生过什么,也没有人能理解。而且他还难免沾上删改历史之嫌。在朗兹曼的《浩劫》中出现过一个人物,他在犹太劳工队里工作过,采访者尽力让他开口,但他始终摆脱不了沉默。就是在这种沉默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您所说的“现实”。但要写一本关于奥斯威辛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希望这不要成为一种文学流派。
   
    《读书》:可是,在阅读您的作品时,我们感觉到,您是最彻底的反阿多诺者(阿多诺为德国哲学家,他曾经说过:“奥斯威辛之后没有诗歌的存在。”)您非但不认同在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而且正相反……
    凯尔泰斯:的确如此,我坚决反对阿多诺的这句话。在奥斯威辛之后,我们能够创作小说,但不是现实主义小说。阿多诺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不妨设想一下,难道艺术会绕开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悲剧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诗人感到了为奥斯威辛而写作的必要,却不能同时满足美学的要求,这同样也是荒唐的。奥斯威辛有一种特殊的美学。
   
    《读书》:什么样的美学?
    凯尔泰斯:要写能够刺痛读者的小说。写作纯粹的纪实性文章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字永远是虚假的;而写不痛不痒的小说则是一种耻辱。我的全部技巧都在为这个目的服务。我不想让读者面对最惨烈的景象,但我依然希望刺痛他。
   
    《读书》:您怎么理解一个作家要揭示世界的悲剧,担当为时代立言的责任?
    凯尔泰斯:我不想把问题抽象化。这是每一个作家应该扪心自问,凭个人良心解决的问题。至于我,我不认同任何一种所谓介入文学。写作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写作不是为了任何人的利益,不管国王还是工人。我写作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做这一群人或那一群人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