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哪天有人来敲你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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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的国际语言》

      我们的世界上有太多语言，据说这是我们人类试图和上帝沟通的结果，然后就有了通天塔的悲剧。
   
    这个故事讲的是讲是洪荒之后, 诺亚方舟上留下人们妄自尊大，竟然想修一座通天塔与上帝见面，于是上帝非常生气，混乱了他们的语言，造成思想无法统一，文化产生差异，分歧，猜嫉等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于是，这座塔也便成了一个泡影。但从此之后在人类的心中留下一个深深的种子，他们要完成彼此之间的会面。不管是在商业、艺术、社会还是个人生活领域都是如此。

    我听我们一位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张以庆说，他说人和人之间不能沟通，你就孤独去吧，如果国家和国家之间不能沟通，那你就打仗去吧。所以我们看到音乐家是用音符作为语言，画家用颜料作为语言，电影用虚构的故事作为语言。布什用枪炮作为语言，而备受伤害的自然以蓝藻的臭味作为语言；新闻用意识形态作为语言，选秀节目以商业和狂欢作为语言。这就让我们的世界虽然很丰富，但也有很多的隔阂，就像我们在电影《通天塔》里面看到的那样。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沟通、理解彼此，而这一切恰恰是纪录片在做的事。

　　首先是了解，了解的含义是我们通过纪录片看到了世界各地的风貌，看到了不同种族的文化。第二是沟通，沟通的含义是我们试图在镜头和被拍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沟通，然后通过镜头去记录他们的生活形态、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第三是理解，我们试图在被拍者和观众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理解的桥梁。想一想，如果我们给美国共同布什一个摄影机，让他到伊拉克去拍一部纪录片，他会拍什么东西？我想他也许会选择和当地人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悲哀，也许他会拍出一部反战的影片。为什么呢？因为纪录片拍的是真相。纪录片人为什么要向下看？真相是沉重的，沉的东西都是往下走的。而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底层，也就是我们普通的百姓，他们是善良、宽容、充满生命力。其实今天现场的嘉宾，像崔明慧教授，长期以来是拍那些在西方少数群体的声音，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而马莎·福特斯女士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中国，把中国的纪录片带到他的国际公共平台上。这就是纪录片作为国际语言进行沟通的事业和成就。

　　纪录片的黑白与彩色。

　　黑白指的是信仰。在90年代初上海有一群令人尊敬的前辈，开创了上海纪录片的传统。他们特别关注所谓的小人物，就是社会底层和老百姓，同时把他们放在社会变革当中观察他们的生活。它是以故事作为载体，用忠实手段作为记录，以长期记录作为资本。这是中国电视语言的一种变革，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在电视上运用生活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是第一次老百姓走上电视，成为主角。我们导演很多是现实主义者，很多出身是来自工人、从农村回来的知青，他们非常自觉的，从镜头对着那些被拍者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和这些被拍者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那些朴实的被拍者宽容的接受镜头进入他们的生活。

    因为矿难频发，我们很关注煤矿工人。我们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去猜测他们的生活吗？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他们艰辛工作；在地上，在家庭里，在露天舞会中，为了那一点点的幸福而努力、挣扎。每个人的生命不也是被分割成地下和地上两个世界吗？这就像一棵树，根扎入大地，紧紧抓住黑暗深处，枝叶伸向天空，向着阳光和辽阔。纪录片所做的，就是将这两个世界的联系揭示出来。

    其实到今天中国纪录片还有这样的传统，和中国电影很多大片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这个绝对数量绝对不比电影少。我想获奖的原因，首先中国纪录片有动人的故事和细节。我们的镜头对个人生活介入之深，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是一个变化当中独一无二的中国，所以我们非常幸运作为一个纪录片人，拥有那么多的题材。

　　彩色代表的是多元，这是我们中国很多纪录片人都在寻找一个国际的坐标。我们在和国际同行的交流当中，也逐步在丰富自己的电影美学。寻找一种国际化的叙事方式和影像方式。但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的纪录片又是那么的不同，我们看到中国纪录片人用长期跟踪拍摄的方式拍摄那些社会学背景深厚的纪录片。我们看像美国的纪录片导演崔老师这样的，是有非常深厚的电影背景。崔教授可以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拍出一部那么精采的纪录片，我们也在研究她作为一个导演是怎样掌控现场的。

　　其实我们看到欧洲的纪录片，我们都认为很思辩、很有艺术性，其实我觉得和它的公共空间的概念、哲学的背景也许是分不开的。关于国际性的主题，也许以前我们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中国有深厚的历史、丰富的文化，我们凡是讲文化、历史，外国人都会感兴趣。但后来我们发现不是如此，没有那么简单。就像刚才的嘉宾所讲的，如果成为一种国际语言，纪录片需要有本地的内容，但需要有国际的口味。所以我个人把它分成四类。

　　一、历史。这样的历史应该是影响现实或者在现实中重演或者是不可回避的历史；

　　二、社会。可以由生存、发展、平衡、公平等等主题。单是这样的一个发展主题，不是空洞的。比如我们这次参加上海电视节的纪录片，讲的就是发展过程中人们的阵痛、碰到的问题，如何作为一个个人在社会当中生存并赢得尊严，所以发展是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

　　三、人性。包括爱恨、生死、抗争、独立。

　　四、政治。常见的政治主题，比如战争。但自从美国副总统戈尔做了《不可回避的真相》之后，我们突然觉得环境也是政治的一部分。

　　在中国另外一种趋势是把纪录片引向商业市场，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就是把纪录片看成是一个产品，而不简单的是一个作品，把它分割开。但一旦实现了这种转变，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都被突破。我们看到了剧情类的纪录片，我们看到了真实再现的手法，我们看到了商业纪录片，我们更重视收视率的指标，我们有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我们在学习好莱坞的叙事方式，我们在运营、我们在包装这个品牌。

    不管是怎样的纪录片，都是为把真相、真实公之于众，是为了展现一个更广阔而不是一个狭隘的世界，是为了展示这个大时代里个人存在的真实和尊严，是为了描述这个社会抗争和和谐的内在规律，这也是纪录片作为国际语言，存在的理由就是了解、沟通、理解。今天我们应该把纪录片人的所有努力看成另外一种尝试，这是另外一座通天塔，它用人类的真实去打动上帝，去连接世界。

　　谢谢！2007年06月14日

    提问：我是来自综艺频道的，我的问题是问来自SMG纪实频道的干超先生，首先是谁对语言有总体的把握和控制。你们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和委托制作的纪录片，他们的比例是多少。第三是有关你们的制作成本，像典型的纪录片，一般的预算是多少？

　　干超：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独立制片人的问题。事实上以前我们有一种很强的观念叫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纪录片人，但我们慢慢发现大家的关注点其实都是一样的，像这次做的《马戏学校》或者是《闲着》，我们把它放到独立制片人的范畴也成立，大家的关注点和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只是我们在不同的体系内运营。其实我们现在慢慢接纳越来越多独立制片人的片子，在我们的荧屏上也经常播放，还有一个“真实中国导演”计划，是欢迎独立制片人，把他们的提案提交到我们这里，崔老师去年也是评委，我们经过系统的培训、经过现场的竞标，从当中选出八部优胜作品，给他全额的奖金资助他拍摄，帮助独立制片人完成他们的梦想。

　　我的意思是中国的纪录片人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独立制片人也是这样，我们所做的纪录片也是这样。我们前两天搞了一个晚会中国纪录片30年，把独立制片人也称为中国纪录片的主流。

　　关于纪录片预算的事，这个确实很难说，比如这瓶矿泉水放在这里，像法国的依云会很贵，中国的矿泉水也有很多种，所以要看具体的样式来定，所以我不知道这位记者具体举的是哪一类。但在过去的国际合作当中，我们确实发现中国纪录片的制作成本或者说预算，确实比国际上要低一些，这和中国的国情有关，也和纪录片在中国的市场还不完善有关。但中国的纪录片现在不仅水准、样式希望向国际看齐，在很多大片上的投入也是巨大的。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控制话语权。其实我也拍过纪录片，我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从开机的那一刻起，你的心确实是和那些被拍者是在一起的，我们是用感情和思想来看世界，而不是用意识形态讲故事。